一方面，德国的基本权利宪法诉愿主要是主观诉讼，在宪法未明定环境权的情况下，不借助经典自由权的申诉难以使专职宪法审查机关有机会触及并进而阐释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意涵。

尽责相对于尽职而言，不仅要求勤勉履职，更要以符合权力本质的方式履职。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机制和流程，则完全不是其关注重点，因此，确立善意履职原则变得重要而迫切。

两条规定均未直接出现善意履职，但出现了忠于职守，勤勉尽责，以及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的措辞，部分表达了善意履职的意涵。伦理冲突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冲突，伦理是表、利益是里。4.主体：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依靠特定组织来执行，善意履职最终落实在公职人员个体身上。二是建构友好良善的法律执行机制，确保法律执行者真心地实施法律。随着对行政活动品质的日益重视，人们对善意履职的关注度和期望值也与日俱增。

(38)参见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38-39页。实证研究亦表明，公职人员弥合制度缺陷、改进制度功能的创新意愿，与对本组织的认同有重要的联系，(49)如果他们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将会极大地提高行政活动的善意。第二，基本权利在行政法上直接适用也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43]事实上，在行政裁量、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风险行政、应急行政乃至国家补偿等领域都涉及到利益衡量问题，且也是行政合法性的根本保障。[13]相关研究，参见邢斌文：什么是‘违宪——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实践的考察，《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第325—327页。下面依逻辑顺序予以说明。[23]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264页。

例如，持这一立场的德国公法学者彼得·米迦勒·胡伯（Peter Michael Huber）主张，行政法既然是宪法的具体化，那么国家当然就是接受了宪法基本权利的主观化指令而制定行政法。多阶段行政行为、行政规划乃至行政立法过程都呈现这种基于时间线步骤推进，而不断具体化利害关系的阶梯复合形态。

[16]我国学界应当不存在第二种类型的主张，而多数赞同第一种即行政法权利与基本权利并用论。谁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极少数场合可能存在识别困难问题，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理论可以判断（实务术语为实际影响标准）。这种平等权的基本结构转化到行政法上就是：行政法律规范为了某种行政任务与目的，会分配、设定、调控公民的法律地位，而这会引起不同主体的不同归类，一方主体法律地位的上升必然意味着另一方主体法律地位的下降，形成优势与劣势的差别，双方主体的利与害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因而可称之为互换利害关系（见图3）。实际上，如章剑生、赵宏等学者都强调应当重视基本权利辐射效力对保护规范理论的作用，[23]不过在原理提示之外并未予以过多深入。

当这种利益属于宪法上位阶较低的，或者根本不是宪法上保护的基本权利利益时，如财产、经济利益、环境、风景享受等利益，就必须要从行政实体法上寻找保护的明确依据。同一个行政行为往往是对多个获益与损害的利害关系调整——特别是某些重大公共行政决策，但这些利害关系本质都是同一方向上的不同类型损益与反方向上的不同类型损益对立，因而在这种水平复合形态的利害关系网中，行政主体应当综合衡量各方面利益从而作出决定。首先，在法律规范不违反宪法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基本权利是否依然可以在该部门法领域直接适用？这在民法上曾引起过大争论，即所谓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30]而这种基本权利个别介入，通过价值排序的思考方式正是诞生在这种背景之下，是对基本权利与行政法权利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简洁的理解。

从直观的理解上看，有权提起诉讼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相对人，另一类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然而，基本权利毕竟是一种抽象的、大纲式的始源性权利规范，如同未加工原材料。

除上述德国宪法法院的重大且难以忍受标准外，例如著名学者鲁道夫·伯恩哈特（Rudolf Bernhardt）提出了相当利益侵害与个别关联标准，认为基于基本权利受侵害而认定第三人请求权时，该侵害必须事实上属于相当程度的侵害，且具有个别性，不是对一般公众的侵害。判断出了其他利害关系人，实际也就找到了相对人——两者都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下的双方主体。

行政法合宪性审查框架中基本权利与行政法律规范的关系可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存在行政法积极抵触基本权利与消极抵触基本权利的两种违宪类型。如果持这种立场，那么尽管保护规范理论形式上维持着——行政法上的权利确实是依据行政法律规范本身导出的，但是这种导出实质与上文所述的基本权利直接适用并没有多少区别，直接将行政法权利与宪法基本权利划上了等号。另一方面，结合行政法解释与适用的实践场景，论述该体系框架下的基本权利教义学应当如何与行政法学进行互动与融合。[9]参见谢宇：行政行为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建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第135—136页。在具体适用中，往往从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导出行政诉讼法上的合法权益，从而论证原告资格。再譬如，《劳动法》第27条第1款、《劳动合同法》第41条中，企业裁减人员方案需向行政主体报告，方可大规模解除与雇员的劳动合同，在这一情形中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规制与被裁减人员的劳动权保护形成了相反利害关系——行政机关认可企业裁员则损害了被裁减人员的利益，反过来说，法律就是为了保护被裁减人员的利益而规定了经济性裁员行政报告制度。

这种基本结构转化到行政法上就是：行政法律规范为保护一方主体的自由而减损另一方主体的自由，增加其义务，双方主体的利与害方向相反，互为因果，因而可称之为相反利害关系（见图2）。第一种情况，行政法律规范明文规定保护或限制某种权利，其保护程度等于甚至超越基本权利的最低保护水平，或者其限制程度等于或低于基本权利的最高侵害限度。

（一）间接效力与保护规范理论要在行政法上发挥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其实现方式是依赖广义的合宪性解释（基于宪法的法律解释）。第三种是阶梯复合形态的利害关系网。

因此，判断原告资格最先、也最根本的是要判断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而不是立刻识别谁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行政行为侵犯，逻辑顺序是先判断利害关系再从利害关系中分析谁可以起诉、谁不可以起诉。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实际上是各种主体与行政行为一起形成了一种三角式的利害关系网，诉权判断的关键是首先找出这种利害关系网（见图1）。

此时特别是一级关系中害一方的村民同样与二级关系中的利一方的开发商之间利益对立，应当赋予诉权保障。参见李海平：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反思与重塑，《法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79页。基本权利的直接适用虽存在法理错误，但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方法既在法理上不存在疑问，且现实司法中通过宪法说理等功能也具备可操作性（可行性），更重要的是，这种间接适用也恰好可以解决保护规范理论的种种诟病（必要性）。例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13条采用招投标方式的出租车经营权许可制度，竞争性许可申请人（投标人）之间因出租车经营权这一有限地位分配归属问题对立，投标人甲、乙、丙等之间利与害因中标归属问题相互对立。

此时，需要做的就是将客观的行政法律规范分解为主观的行政法律关系，也即权利义务关系。[33]疑难在于谁是其他利害关系人，一直以来困扰着学界与实务界。

相反，倘若一个行政行为是合法的，那么行政行为违宪的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即便有违宪性，也是法律规范本身的违宪性，不可能直接绕过法律规范去评价行政行为的合宪性，所谓法律规范合宪，但行政行为违宪（适用违宪）的本质是行政行为没有适用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因而不可能具备合法性。譬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款中所称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宪法权利，公民可以主张基本权利受行政行为侵犯从而获得诉权吗？再譬如，行政主体对公民作行政处罚时，到底是单纯依据行政法律规范作出，还是必须同样考虑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依法行政与依宪行政在具体场景运用中存在一定张力，既要依法行政，又不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双重义务论需要更具体的分类讨论。

此时，本文主张与传统做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寻找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不应当孤立地、形式主义地从个别字面、条款中寻找蛛丝马迹，而是首先通过利害关系的整体理解去分析哪些权益与哪些权益形成了冲突与对立，哪些权益在天平的一边，哪些权益在天平的另一边，必须从整体上而非单独地勾划出利害关系框架。最后，遗憾的是，过去学界与实务界从来都不对什么是利害关系本身进行解释，普遍将利害关系理解为一个结论，而将《行政诉讼法》第2条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犯当作是解释对象，呈现合法权益是否受行政行为侵犯→是否有利害关系的逻辑关系，将第25条第1款的解释置于第2条的地位之下。

黄锴：行政诉讼中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审查路径——基于指导案例77号的分析, 《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第146页。行政主体为了保护他人、一般社会公众安全才限制甲的权利。结合我国学说与比较法，总结来说一共有三种思考方式：基本权利全面介入、基本权利个别介入与基本权利辅助分析。[17]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侵害已经达到了重大的程度，此时要么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从行政法律规范中导出权利，如果无法通过法解释的方法从行政法律规范中导出，那么只能意味着立法的不作为违宪——即上述合宪性审查的第四种情况（消极抵触宪法）。

[39]（三）后续的处理——合法权益、诉权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发挥基本权利的行政法内效力作用，采用基本权利辅助分析的弱间接效力立场可以帮助析出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然而，同作为调整国家与私人公民间关系的宪法难道不可以直接适用在公法的另一分支行政法上吗？这种直接适用的观点就意味着，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导出公民的行政法权利，向行政主体主张保护

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二）基本要义新时代应急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义，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16]。中共中央随后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将加强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作为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加以推进。